序 / by goose 摘取中國時報 / 時論廣場 2011/11/22
果農辛勤哉柿子 紅柿甜柿及水柿 ,
明是市場價格佳 何以偏掛值兩元 ~
選舉慌張講謊言 文宣誤植駭農家 ,
故意假象 害經濟 ,
誠心道歉 汝不理 !
不要問「社會觀感」，要問「良心觀感」!
【南方朔 論點】
早年讀過已故經合會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的《紀念集》，記得最深刻的是他那句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的佚事。
尹仲容先生是早年的傑出人物。他當經合會主委時有次頒布了一項不妥的命令，第二天就把那個命令撤銷。他這種朝令夕改的作風，大違當時的官場習慣，有記者去問他，這朝令夕改的事簡直有損政府咸信，尹仲容遂答說：「政府做錯了事，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即應改。」尹仲容先生相信政務官自己心中應該有把高標準的尺，做錯就應主動加以改正，這是徹底的責任意識。有責任心的人必須對自己負責，不會為了顧及個人面子或政府咸信等似是而非的理由，而延宕錯誤的改正。
尹仲容先生乃是高標準自我期勉的往聖先賢。看著這種夙昔的典型，就對今日的官場格外感慨。今天的官場已不再強調心中那把尺，而只是在說「社會觀感」。由於當大官的心中沒有尺，他們做了錯決定或做錯事，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錯，一定要等到社會強烈反彈，可能影響到選票，才以「社會觀感」為名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改正，有些改正還要扭扭捏捏的去演一場改正秀。當大官的心中無尺，逼得老百姓要去造成「社會觀感」，要變成皮鞭，督促他們改正。這樣的社會怎麼安靜得下來？這也是我每次聽到「社會觀感」就感冒的原因，當大官的「自我良心觀感」去了那裡？
由尹仲容先生這個偉大的例子，我就想到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。那個時代的仁人志士從寶石匠和石匠那裡借來「打磨」（Polishe d）這個觀念，要把人的私德和公德全部打磨一次。因此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全都在第一時間上場，他們都是道德學家和心靈工程師，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契遜（Francis Hutcheson）就被認為是啟蒙的奠基人。他認為良好的社會要有品質良好的個人，特別是有權力的人，這種人必須心中有愛，要為大家服務、仁慈、悲憫、自我約束和有點幽默，這是打磨人品。當這種人對自己的品質有感，才可能創造出人們可以自在發展的社會。哈契遜的不朽功績，乃是他幫人們建造了心中那把尺。前幾年我讀到哈佛教育學院著名教授莎拉．賴特富（SaraL awrence-Lightfoot）所著的名作《尊敬》，其中有一章專論「自尊自重」，該書在發揚啟蒙價值，認為有自尊自重的人，才可能有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，有自尊始可能主動的明辨是非，有自尊始有一切。
她在書裡特別引錄了當代主要作家狄底翁（Joan Didion）這段話：
-----「人們如果有造成自尊的內在價值感，他就有了一切，他會明辨是非，會去愛，會保持公平公正。若缺少這種內在價值，他就會被自己鎖住，非常矛盾的什麼都不能，不能去愛，不能公平公正。」
政府做了錯誤的決定，像老農津貼；官員做了錯事，像文建會的一個節目兩億元，有自尊懂得明辨是非的人，因為心中有尺，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。縱使發生了，也應像尹仲容一樣，這分鐘發生，下分鐘就主動改正。真正主動負責的人，不可能被人看不起，像老農津貼案實在沒有必要大費周章的去搞出一場加碼秀，太多算計的政府是很難得到人民尊敬的，就好像一個節目兩億元案，為什麼一定要等到「社會觀感」發展到社會運動程度才去處理呢？當大官們心中無尺，他們只看「社會觀感」能鬧到多大而決定，這個政府不是逼迫人民走上街頭俾造成「社會觀感」嗎？一個大官們心中沒有尺的社會，人民會活得很累。前述的莎拉．賴特富教授就指出，當有權者不自尊自重自律，而要別人來他律，一個舒適自在的社會即不可能！
尹仲容先生是台灣政治史上的傳奇英雄，他那句「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。」已成絕世名言，但願大官們不要再等「社會觀感」，而要問我的「良心觀感」在哪裡。
（作者為文化評論者）
早年讀過已故經合會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的《紀念集》，記得最深刻的是他那句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的佚事。
尹仲容先生是早年的傑出人物。他當經合會主委時有次頒布了一項不妥的命令，第二天就把那個命令撤銷。他這種朝令夕改的作風，大違當時的官場習慣，有記者去問他，這朝令夕改的事簡直有損政府咸信，尹仲容遂答說：「政府做錯了事，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即應改。」尹仲容先生相信政務官自己心中應該有把高標準的尺，做錯就應主動加以改正，這是徹底的責任意識。有責任心的人必須對自己負責，不會為了顧及個人面子或政府咸信等似是而非的理由，而延宕錯誤的改正。
尹仲容先生乃是高標準自我期勉的往聖先賢。看著這種夙昔的典型，就對今日的官場格外感慨。今天的官場已不再強調心中那把尺，而只是在說「社會觀感」。由於當大官的心中沒有尺，他們做了錯決定或做錯事，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錯，一定要等到社會強烈反彈，可能影響到選票，才以「社會觀感」為名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改正，有些改正還要扭扭捏捏的去演一場改正秀。當大官的心中無尺，逼得老百姓要去造成「社會觀感」，要變成皮鞭，督促他們改正。這樣的社會怎麼安靜得下來？這也是我每次聽到「社會觀感」就感冒的原因，當大官的「自我良心觀感」去了那裡？
由尹仲容先生這個偉大的例子，我就想到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。那個時代的仁人志士從寶石匠和石匠那裡借來「打磨」（Polishe d）這個觀念，要把人的私德和公德全部打磨一次。因此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全都在第一時間上場，他們都是道德學家和心靈工程師，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契遜（Francis Hutcheson）就被認為是啟蒙的奠基人。他認為良好的社會要有品質良好的個人，特別是有權力的人，這種人必須心中有愛，要為大家服務、仁慈、悲憫、自我約束和有點幽默，這是打磨人品。當這種人對自己的品質有感，才可能創造出人們可以自在發展的社會。哈契遜的不朽功績，乃是他幫人們建造了心中那把尺。前幾年我讀到哈佛教育學院著名教授莎拉．賴特富（SaraL awrence-Lightfoot）所著的名作《尊敬》，其中有一章專論「自尊自重」，該書在發揚啟蒙價值，認為有自尊自重的人，才可能有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，有自尊始可能主動的明辨是非，有自尊始有一切。
她在書裡特別引錄了當代主要作家狄底翁（Joan Didion）這段話：
-----「人們如果有造成自尊的內在價值感，他就有了一切，他會明辨是非，會去愛，會保持公平公正。若缺少這種內在價值，他就會被自己鎖住，非常矛盾的什麼都不能，不能去愛，不能公平公正。」
政府做了錯誤的決定，像老農津貼；官員做了錯事，像文建會的一個節目兩億元，有自尊懂得明辨是非的人，因為心中有尺，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。縱使發生了，也應像尹仲容一樣，這分鐘發生，下分鐘就主動改正。真正主動負責的人，不可能被人看不起，像老農津貼案實在沒有必要大費周章的去搞出一場加碼秀，太多算計的政府是很難得到人民尊敬的，就好像一個節目兩億元案，為什麼一定要等到「社會觀感」發展到社會運動程度才去處理呢？當大官們心中無尺，他們只看「社會觀感」能鬧到多大而決定，這個政府不是逼迫人民走上街頭俾造成「社會觀感」嗎？一個大官們心中沒有尺的社會，人民會活得很累。前述的莎拉．賴特富教授就指出，當有權者不自尊自重自律，而要別人來他律，一個舒適自在的社會即不可能！
尹仲容先生是台灣政治史上的傳奇英雄，他那句「何止朝令可以夕改，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。」已成絕世名言，但願大官們不要再等「社會觀感」，而要問我的「良心觀感」在哪裡。
（作者為文化評論者）
版主於 2011-12-02 19:05 回覆
